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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改革路在何方?-孔子教育思想给我们的警示(6)

时间:2010-05-20 12:24来源:知行网www.zhixing123.cn 编辑:麦田守望者
等等。“在这个社会里,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其所向往的不是社会生产能力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足,而是社会道德的高尚,人伦关系的和睦,社会秩序的安定。”[24]这样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最早见于《礼记·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正是孔子想通过向每一个人灌输仁爱观念,大力推行仁道来建立的理想社会。孔子曾对颜渊和子路谈及自己向往的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与上述《礼运》篇所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几乎同出一辙[24]。还有一次曾皙说他的理想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谓然叹曰:‘吾与点(即曾皙)也!’”(《论语·先进》)这表明孔子所追求的正是人民安居乐业、老幼各得其所、怡然自得的大同世界。怎样实现这样的大同世界呢?孔子打算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社会教化、自我修养和提倡中庸之道。第一方面是通过教育来建立理想社会所要求的美好人际关系;第二方面是通过自我修养(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来适应理想社会的要求;第三方面是通过哲学上的、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中庸”思想方法论,既可进一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也可用于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实现怡然自得的理想社会,需有优美的自然环境,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须和谐)。
2.    实现大同世界的重要途径--社会教育
 
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是只考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个人的发展,甚至是压抑个性的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来概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24]。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认为只包括识字而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94年6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列举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棗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22]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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